今年年初以来，“能源”成为市场投资者热议的重要话题。俄乌冲突后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变化，已经引发了全球各主要国家对于加强自身能源安全以及独立性的行动。在发达经济体中，尽管美国对于外部能源依赖的情况要好于欧元区，但过去几个月飙升的国际原油以及天然气价格依然令拜登政府头痛不已。

相比于此前特朗普政府对于发展清洁能源的消极态度，拜登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大力推动美国清洁能源的发展，不过，也面临着不小的阻碍。近期，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其中，涉及大规模针对气候和清洁能源转型的投资和激励措施，有望广泛利好美国清洁能源行业的发展。针对美国清洁能源的现状和面临的风险以及《通胀削减法案》对美国清洁能源发展产生的影响等问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北京银行双碳与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能源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李平。

《金融时报》记者：目前美国清洁能源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效，又遇到了哪些阻碍？

孙李平：2017年，特朗普时期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2021年1月，拜登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重返《巴黎协定》，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与特朗普时代划清界限，这为美国清洁能源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扭转美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投资领域的颓势提供了可能。但重返《巴黎协定》仅仅是美国回归气候治理主流的第一步，接下来践行减排承诺任务艰巨。

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历史上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美国并未正视自身二氧化碳排放大国的历史责任，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力度并不积极，清洁能源投资并没有排名世界首位。在《巴黎协定》签署后的5年里，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年均增速刚刚超过2%，即便是这么低的投资增速，美国的贡献度也不大，2021年，清洁能源投资水平最高的是中国（3800亿美元），其次是欧盟（2600亿美元）和美国（2150亿美元）。

美国清洁能源发展的不利形势应该归咎于其退出《巴黎协定》后采取的一系列不利于清洁能源发展的政策。根据德国的几家非营利组织“德国观察”、新气候研究所和国际气候行动网络联合发布的《2020年气候变化绩效指数》，2017年至2020年特朗普执政的4年里，美国的排名从第34名跌至61名。不过，拜登政府重返《巴黎协定》的举措已经改善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表现，2022年公布的排名中，美国从61名上升到了第55名。

《金融时报》记者：《通胀削减法案》中的相关举措将对美国清洁能源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孙李平：《通胀削减法案》的资金绝大部分投入到了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在政府支出中，创纪录的369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是到2030年将碳排放量减少40%。《通胀削减法案》从短期和长期方面均会带来好处，通过这一方案，让拜登政府能够以更为有利的谈判地位参加11月即将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7），这一举措也将提振全球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

早在奥巴马时代，美国就提出了美国制造业复苏的理念，《通胀削减法案》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加强。扶植培育完全丧失竞争力的美国清洁能源制造业是《通胀削减法案》的关键。《通胀削减法案》有利于清洁能源发展的核心举措是延长了投资税收抵扣（Investment Tax Credit，ITC）和发电税收抵扣(Production Tax Credit，PTC)。实际上，这些政策并不是新政策，而是对既有政策的延长，并增加了适用的条件和技术类型。自1992年能源政策法案首次颁布以来，PTC一直是美国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主要激励措施，历经20多年的发展，PTC为符合条件的项目建立了生产激励措施。

PTC是为售电的能源生产者提供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税收抵免，范围覆盖风能、生物质能、地热（电能）、垃圾填埋气、固废、水电与海洋项目。《通胀削减法案》将恢复太阳能项目的申请资格，并将原计划于2022年结束的PTC项目延期至2032年底。更新后的PTC政策抵免单价为1.5美分/kWh。

而ITC是一项激励个人和商业用户投资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安装可再生能源系统的用户可以按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抵免需要交的所得税，进而降低可再生能源的一次性投资成本。《通胀削减法案》首次把容量不小于5kWh的独立储能和储热项目纳入补贴范围。

从光伏产业链来看，美国硅片和电池片制造几乎可以用“空白”来形容，尤其是硅片，几乎95％以上都在中国。因此，ITC税收抵免为美国的光伏制造业复苏提供了制度和激励支持。

美国制造业和清洁能源技术开发的推动将有助于降低清洁能源的成本，促进和激励更快速地海外能源转型。拜登政府期待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改善美国的能源安全。该法案对清洁能源的投资也将减少美国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减少进口原油以及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物价上涨。例如，今年美国经历的高通胀主要源自石油价格的上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美国新能源的占比还很低，新能源在降低通胀上的作用仍需较长一段时间的发展。特别是过去10多年，光伏、风电和储能电池的发展重心在中国，主要的制造能力集中在中国。当前，该法案重心放在新能源领域投资上，可能会持续抑制美国传统能源的资本开支意愿，而新能源的占比又难以一蹴而就，反而无助于降低能源价格和通胀水平。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看待《通胀削减法案》中有关电动汽车补贴获得的严格规定？将给电动汽车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孙李平：与振兴清洁能源制造业类似，振兴美国本地汽车制造业是《通胀削减法案》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同时发展电动汽车也有助于实现其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交通领域是美国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占排放量的近三分之一。据美国环保署的数据，轻型汽车占美国交通排放量的近60%。

世界上很少有清洁能源领域像电动汽车市场一样充满活力。2021年，电动汽车销量再创新高，电动汽车销量占全球汽车销量近10%，是2019年市场份额的4倍。与2020年相比，电动汽车的公共和私人支出翻了一番。更多国家已承诺逐步淘汰燃油车或制定了电气化目标。2021年，电动汽车型号相对于2015年增加了5倍，大多数主要汽车制造商宣布，将进一步加速其车辆电气化的进程。

在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美国旨在通过实施《通胀削减法案》，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通过保护本国制造业加强与中国的竞争。当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国和新能源汽车市场，当前的新能源主要以电动汽车为主。

根据法案，美国政府将向购买二手电动汽车的本国消费者提供4000美元的税收抵免，向购买新电动汽车的消费者提供7500美元税收抵免。但享受两项补贴的前提是“消费者购买的电动汽车须在北美组装且从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国家采购超过一定比例的电池关键矿物材料或零部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比例逐渐提升，其中在2024年之前，关键矿物40％必须在美国或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提取或加工，或直接从北美回收材料中提取或加工，2027年该比例要求达到80%；电池生产中所用的50%的零部件需要在北美进行制造或组装，到2029年该比例需提高至100%。

《通胀削减法案》通过对国内采购的要求和旨在重新调整供应链的制造业税收激励措施，为其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提供必要的推动力，可以认为《通胀削减法案》是在进一步实施拜登政府的“美国制造”理念。